外交 - 中日關係

兩國現時合作關鍵

1. 歷史問題

歷史問題是中日關係中敏感的政治問題。如何認識和對待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就是焦點,在《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有明確表述,歷史問題是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總量。中方歷來主張「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願意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發展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但前提是必須正視和承認歷史。

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日時,全面、深入、系統地闡述了中方原則立場。日方首次承認對中國的侵略並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並與中方共同確認正確認識和對待歷史是發展中日關係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日本極少數右翼勢力否定、美化侵略歷史的活動仍時有發生,主要表現在:右翼勢力通過篡改歷史教科書宣傳反動史觀、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等。

2001年以來,連續發生篡改歷史教科書問題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對中日關係形成嚴重干擾。中方對此發表嚴正聲明,敦促日本政府以實際行動履行在歷史問題上的表態和承諾,並對極少數右翼分子嚴加約束,以正確的歷史觀教育國民。

從2001年至2006年,小泉首相無視中國政府的反對,六次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關係陷入政治僵局。

 

2. 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涉及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二次大戰後,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應把台灣及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當時的中國政府曾派員於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接受日方投降並向全世界宣告收復台灣。此後,日在追隨美國承認台灣的同時,實際上一直把「台灣歸屬未定論」作為對華政策的一項基本原則。

1972年,在「尼克遜訪華」和國內強大壓力下,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日本政治家加速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進程。田中內閣明確表示充分理解中國提出的「復交三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日蔣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經過反覆談判,1972年9月29日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第三條列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上述表明,中日兩國之間圍繞台灣地位問題已通過邦交正常化從政治上得到了結,雙方就日台關係的性質和處理原則達成諒解。

中方關於日台關係的立場是明確的,即對日台開展民間往來不持異議,但堅決反對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要求日方明確承諾台灣不包括在日美安全合作範圍之內,不要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息。

 

3. 釣魚島問題

釣魚諸島位於台灣基隆市東北約92海里的東海海域,是台灣的附屬島嶼,主要由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和北小島及一些礁石組成。

1943年12月中、美、英發表的《開羅宣言》規定,日本將所竊取於中國的包括東北、台灣、澎湖列島等在內的土地歸還中國。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同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就意味著日本將台灣、包括其附屬的釣魚諸島歸還中國。但1951年9月8日,日本卻同美國簽訂了片面的《舊金山和約》,將釣魚諸島連同日本沖繩交由美國托管。對此,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鄭重聲明,指出《舊金山和約》是沒有中國參加的對日單獨和約,不僅不是全面的和約,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約。中國政府認為是非法的,無效的,因而是絕對不能承認的。

1971年6月17日,日美簽訂《歸還沖繩協定》時,這些島嶼也被劃入「歸還領域」,交給日本。對此,我國外交部於1971年12月30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日兩國政府公然把我釣魚諸島劃入「歸還領域」,嚴正指出「這是對中國領土主權明目張膽的侵犯。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美日兩國在歸還沖繩協定中,把我國釣魚島等島嶼列入『歸還領域』,完全是非法的,這絲毫不能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釣魚島等島嶼的領土主權」。其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歸還沖繩的施政權,對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不發生任何影響」。

鑒於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有不同主張,中國政府從發展中日關係出發,在堅持一貫立場的前提下,與日方達成了此問題留待以後解決,不採取單方面行動,避免這一問題干擾兩國關係大局的諒解。

 

4. 東海資源

中國在中日海洋中間線一側的東海油氣田開發海底油氣資源,引起日本社會朝野強烈的抗議。中日兩國的疆界和領土之爭實際上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之爭,如何妥善解決這些國際爭端,已成了中日關係下一步發展極需關注的事情。

根據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的結論,東海大陸架可能是世界上蘊藏量最豐富的油田之一,釣魚島附近可能成為第二個「中東」。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是當中國正在開發的五處東海油氣田初步取得成果之時,日本開始製造種種輿論,東海資源之爭開始逐步浮出水面。

根據二戰後國際公共漁業資源管理權的慣例,各國對於自己領土的大陸架在海底的延伸部份擁有管轄權。根據這個原則,中國已經從國際海底管理局獲得了位於東太平洋的7.5平方公里的優先開採礦區的權力。因此,中國政府主張,對於中國大陸架自然延伸一直到日本列島附近的沖繩海溝之間的部份擁有海洋資源的管轄權。

2004年4月,中國與日本進行的磋商中,明確表示尊重國際海洋法條約。中國政府認為,中國企業的開採行為完全是在中國領海內的。但是考慮到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希望雙方共同協商。

中日雙方於200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進行了磋商,日方參加人員為外務省亞太局長和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廳長,中方參加人員為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等。日本方面用「日本沿岸200海里」的方案代替之前的「中間線」,企圖用這樣進一步的策略對中國方面施加壓力。日方還要求中方提供春曉等油氣田的具體資料,並在日本一側水域進行礦區設定,以及中國海洋資源調查船的具體活動資料。會議沒有取得實質成果。

2008年雙方就東海資源問題達成原則共識,確認「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大原則。但雙方的地緣及資源紛爭仍有一系列問題需要商討。中國一直推動希望透過會議的和平手法解決紛爭,以免影響周邊地區穩定,得到國際稱許。

 

5. 日美同盟強化問題

2005年2月,日美發表聯合聲明,明確共同戰略目標,並將台灣問題納入其中。2006年5月1日,日美安全磋商委員會會議,就駐日美軍重新部署達成一致,發表日美《關於實施駐日美軍重新部署的路線圖》以及《日美安全磋商委員會會議聯合聲明》。2006年6月底,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美國,與布殊總統會談並發表《新世紀的日美同盟》的共同文件,標誌著日美同盟強化到新的水平。

中方認為日美同盟是一種雙邊安排,其作用應控制在雙邊範圍之內,不應有損第三國的安全利益。台海局勢及東海資源問題複雜敏感,中方希望美日從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大局出發,務必在亞太地區問題上慎重行事,不要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息。

 

6. 「光華事件

光華寮位於日本京都市,原為日京都大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中國留學生租賃的學生宿舍,地上五層,地下一層,建築面積2130平方米。1950年5月,台灣當局駐日代表團用變賣侵華日軍掠奪物資的公款買下該房產,1952年12月台灣駐日使館同原房主簽訂買賣合同並於1961年6月以「中華民國」名義進行了房產登記。

1967年台灣駐日大使陳之邁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訴,要求愛國華僑退出。但該房產自日本戰敗後一直由中國愛國華僑和留學生管理和使用,台灣方面從未參與。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中國駐日使館和駐大阪總領館對該寮一直給予經常性的監督指導,中國政府還撥專款對光華寮予以修繕,作為中國留日學生的宿舍加以使用。

1977年9月京都地方法院判決,駁回原告起訴,認定由於中日邦交正常化,光華寮所有權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稱原告具有「當事者能力」。台灣當局於同年10月以「中華民國」名義上訴至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大阪高等法院裁判,稱台灣當局為「被承認的事實上的政府」,決定受理「中華民國」的上訴並將此案退回到京都地方法院重審。1986年2月,京都地方法院重新判決,沿用了大阪高等法院的主要論據,判定中國愛國華僑方面敗訴。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二審判決,維持原判。華僑方面於1987年3月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自1974年至今,中國政府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強調光華寮是中國的國有財產,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理應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要求日方協助變更光華寮登記名義。同時指出,光華寮問題不是一般的民事訴訟,而是事關中國政府合法權益,涉及中日兩國關係基本原則的政治案件。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以司法裁判的形式公開制造「兩個中國」,違反了《中日聯合聲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突破了兩國政府關於日台關係只能維持民間和地方性往來的諒解。大阪高等法院的判決不僅在政治上是錯誤的,而且在法理上也是站不住腳的,在政府承認的法律效力、國家繼承與政府繼承的區別以及財產的性質區分等許多問題上違反了國際法準則,也與日本憲法的有關內容不符。截至2010年,該案仍在日最高法院審理。

兩國未來發展前景

一直以來,中日關係都充滿波折。中日兩國曾經在歷史上友好了2000多年,同時又經歷了50多年的戰爭歷史。兩國在經濟貿易上充滿合作機遇,但又在政治文化上出現敏感矛盾。但不能否定的是,中日兩國都是具有影響力的國家,其穩定性對亞太地區以至全球格局都有重大影響,故此,兩國加強合作,尋求地區安全穩定,都是兩國關係及自身發展都至關重要。

中日關係因歷史及文化緣故,出現了「政治冷、經濟熱」的現象。但縱觀歷史發展,中日關係一直都沿著周恩來總理提出的「睦鄰友好、民間推動、互惠互利」的基調尋求突破,即以經濟推動政治合作。而鄧小平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亦成為了兩國合作的指導思想。

中國在未來發展擁有兩大任務,一是保持國民經濟以高速度繼續發展,令國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二是完成國家統一大業。這兩點關乎到中國的核心利益,同時亦影響到中日外交關係的發展路線。

經濟發展使兩國擁有了極大的合作機遇。中日兩國的經濟互補性強,有利兩國在經濟貿易上加強合作。首先,兩國都以外貿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中日兩國地處毗鄰,地理優勢使兩國成為重要的貿易伙伴。日本擁有資金及技術,適合發展高科技及重工業,但日本缺乏天然資源(如稀土,煤炭,石油等)及糧食,中國的資源及糧食出口成為了日本經濟的有力補充。中國地大人多,則成為日本工業產品(如汽車,電器)的龐大市場。同時,雙方的投資亦成為了彼此經濟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更重要的是,中國正在全力發展經濟,極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睦鄰關係。而日本近來經濟開始衰退,亦需要集中精神處理問題,周邊地區的穩定絕對有利其發展。故此,兩國的經濟合作可謂符合了「互惠互利」的原則,應不乏合作的機會。

然而,國家統一問題則成為中日兩國矛盾的焦點。國家統一問題對中國政府而言是沒有回旋餘地的,是中國在中日外交問題上的重要底線。中國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始終十分堅決,台灣及釣魚島自古以來已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中國內政不容干涉,尊重他國自主處理本國事務的權力是國際交往的基本原則。在歷史問題上,中國政府認為歷史不容否定,政府在引導國民建立「實事求是」的歷史觀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中日合作的前提必須是日本不再在歷史問題上(包括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歷史教科書等)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在地緣紛爭上(如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東海問題等)不再試圖挑戰和損害中國的根本利益。只有以「以史為鑑、而向未來」的態度徹底解決兩國在歷史及文化上的分歧,兩國才有機會發展出長遠而健康的友好睦鄰關係。

由於歷史與文化問題不是短期內可容易解決的,而事實上雙方又極需要在經濟及地區穩定上加強合作以有利自身的經濟發展,故此短期內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為理念,盡量地在經濟上進行合作應是雙方在外交關係上的基調。但長遠而言,中日兩國必須克服歷史文化及民族性上的制約及衝突,徹底解決兩國的根本性矛盾,才有望改變現時「政治冷、經濟熱」的情況,否則只會繼續發展出一段脆弱的外交關係,在地緣衝突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兩國外交簡史

隔絕時期(1949-1952)

新中國成立後,日本政府在美國的控制下,長期奉行敵視中國的政策。1952年,日本政府在美國的促壓下,同台灣當局締結所謂「和平條約」,並與之建立了「外交關係」,製造「兩個中國」,為中日關係正常化設置了嚴重障礙。

1951年9月8日,美日為了從戰略上封鎖中國大陸,在對日和會上通過《舊金山和約》,美國同時和日本簽訂《日美安保條約》,結成軍事同盟。10天後,周恩來總理發表聲明指出對日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

美國利用《舊金山和約》改變了1945年《波茨坦公告》關於戰後由盟國共同參加對日佔領和管制之規定,通過向日本派駐46萬美軍和賦予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亞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至高無上的權力,實現了美國對日本的單獨佔領和管制。這一局面的出現導致戰後日本政府長期不得不唯美國馬首是瞻,很難推行獨立自主的對華外交政策。

另外,美國又通過保留天皇制、提前釋放全部在押戰犯和解除對20餘萬軍國主義分子的「整肅」,有意保留了日本軍國主義殘餘勢力,令岸信介(Kishi Nobusuke)、永野茂門 (Nagano Shigeto)等當年戰犯當上戰後日本首相和內閣成員。戰後中日邦交遲遲不能恢復,也與這些人的阻撓有一定關係。

1952年4月28日,日本又與中華民國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民間往來時期(1952-1960)

儘管日本帝國主義曾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災難,戰後美國政府又在中日兩國間設置了重重障礙和日本政府長期奉行「親美反華」政策,但新中國政府仍然向日本政府和人民發出了恢復兩國邦交的真誠呼籲,並得到了日本民間的積極回應。日本民間首先發起成立了旨在發展中日貿易的三個團體:「中日貿易促進會」、「促進中日貿易議員聯盟」及「中日貿易會」;繼之又在1950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了一個專門從事中日友好事業的民間組織「日中友好協會」,並很快在日本國內領導了一場日中友好運動。

對此中國政府亦作出了積極回應。1952年,周恩來總理創造性地為兩國設計了一條「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國民外交」路線,即在兩國外交關係尚未恢復之前先進行民間交往,由民間交往逐步發展為半官方往來,最後通過官方談判建立政府間外交關係。日後中日邦交的恢復,就是按著周恩來總理的這一對日外交大思路向前演進並實現的。

1952年5月15日,三位日本國會議員高良富(Koura Yutaka)、帆足計(Houashi Kei)及宮腰喜助(Miyakoshi Kisuke)訪問新中國。三人在華期間除應邀參加「亞太和會籌委會」和參觀、瞭解新中國外,主要任務是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談判貿易問題。6月1日雙方簽訂了第一個民間《中日貿易協定》。該協議規定的貿易額雖然只有3000萬英鎊,但已為中日民間貿易往來開闢了道路,而且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進程中邁出了開拓性的至關重要的第一步。

但由於當時日本的政治立場搖擺不定,雙方的關係仍然比較動盪。1956年6月27日,周恩來總理宣佈除45人外,全部釋放1017名日本戰犯。但當時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卻在1957年6月2日訪問中華民國,表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光復大陸。

1958年7月7日,中國提出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

  1. 日本政府停止反華言行
  2. 停止製造「兩個中國」
  3. 不再阻撓兩國關係正常化

 

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Inejiro Asanuma)在北京發表演講,指出「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

1960年8月27日,周恩來總理會見日本貿易界人士,提出「對日貿易三原則」:

  • 政府協定
  • 民間合同
  • 個別照顧

 

在中國政府制定「政治三原則」及「貿易三原則」的衝擊下,日本人民掀起中日友好國民運動和反對修改《日美安保條約》風潮,中日關係再次向前邁進。

 

「半官半民」往來時期(1960-1971)

1962年9月日本首相顧問松村謙三(Matsumura Kenzou)應邀訪華,並與周恩來總理來舉行了會談。會談中,周恩來總理重申了「政治三原則」及「貿易三原則」;雙方確認「應該採取漸進和積累的方式謀求兩國關係包括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在內的正常化;雙方就貿易問題達成四個原則事項:以貨易貨、綜合貿易、延期付款、長期合同(以5年為一個期限)」,是日後「貿易備忘錄」的起源。

1962年10月,日本通產大臣高崎達之助(Tatsunosuke Takasaki )率領龐大的日本實業界代表團訪華。根據周恩來總理與松村商定的原則,高崎達之助與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在11月9日簽署了《廖承志高崎達之助關於發展中日兩國民間貿易備忘錄》,簡稱「貿易備忘錄」。由於「貿易備忘錄」是一種長期的綜合性的「民間形式、官方認同」的特殊貿易形式,因此其誕生,標誌著中日關係從過去的民間交往時期步入了「半官半民」往來階段。

為履行貿易備忘錄協定,中日雙方分別成立了「廖承志辦事處」和「高崎達之助辦事處」,及後又分別在對方的首都設立了「廖承志辦事處駐東京聯絡事務所」和「高崎達之助辦事處駐北京聯絡事務所」,負責處理各自的貿易備忘錄事宜。前者直屬於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後者直屬於日本通產省,加強了雙方的溝通合作。

1962年12月27日,中日貿易促進會主席南漢宸與到訪的日中貿易促進會理事長鈴木一雄(Kazuo Suzuki)簽署了《中日友好貿易議定書》。雙方確認:在兩國已經開始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的情況下,「中日兩國人民間的友好貿易今後仍然是中日民間貿易的重要方式之一」。「貿易備忘錄」與「友好貿易議定書」成為中日之間兩個特殊的貿易管道,不僅使兩國貿易額迅速增長,而且在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分別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雙方還向對方派出常駐記者和簽訂了新的民間漁業協定、民間文化交流協定,使兩國在體育、學術、藝術、宗教等方面的往來和交流呈現良好發展勢頭。

然而,兩國在政治立場上仍然有較大分歧。1964年至1972年7月,佐藤榮作(Sato Eisaku)繼任首相。佐藤執政期間採取了一系列破壞中日關係的行動,諸如阻撓中日友好往來、阻礙中日貿易發展、訪美期間誣衊中國、追隨美國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推行「兩個中國」政策等等,致使經過艱苦努力恢復起來的中日關係再度急轉直下。有鑑於此,中國政府通過外交部聲明、領導人談話、《人民日報》社論等形式,對佐藤政府的上述敵視行徑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1970年開始,美國放寬了對華貿易限制。1971年7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Henry Alfred Kissinger)秘密訪問北京,標誌著中美關係的大幅度改善,同時移除了中日關係發展的最大障礙,亦為中日建交創造了有利的環境。

中國政府結合日本國內不斷高漲的日中復交運動,制定了不以佐藤為復交對手的策略,及時提出了復交三原則,同時加強了與日本各界的交流。1971年10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中日復交三原則」,為中日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奠定了基礎。

「中日復交三原則」如下:

  •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舊金山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

 

外交關係確立時期(1971-1978)

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標誌著美國敵視中國政策的破產,意味著美國政府跨出了改善對華關係的第一步。在這種背景下,佐藤政府開始謀求中日關係正常化。

1971年10月,日本東京都知事美濃部亮吉(Minobe Ryokichi)應中日友協邀請訪華,帶來了一封內閣官房長官保利茂(Hori Shigeru)給周恩來總理的信函。函稱日本承認「中國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台灣是中國國民的領土」。佐藤想通過這封「保利書簡」來緩和國內在對華政策問題上對他的抨擊。但中國政府對在佐藤任內恢復兩國邦交正常化已不抱任何幻想,也不打算與佐藤政府進行中日建交談判。

1972年7月初佐藤內閣被田中角榮(Tanaka Kakuei)內閣取而代之,他就任後第一次會見新聞記者時就公開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時機已成熟,我要認真地處理這一歷史性課題。」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向前邁進一大步。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田中角榮訪問中國,並與周恩來進行建交談判。談判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中日戰爭狀態結束問題、日本侵華戰爭責任問題、戰爭賠款問題、「建交三原則」的表述問題、反霸條款問題等。在雙方就這些問題達成妥協後,9月29日,正式發表《中日聯合聲明》。《聲明》由前言和九個條款組成,主要內容有五方面:

  • 宣佈兩國關係不正常狀態(戰爭狀態)的結束和外交關係的建立;
  • 宣佈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兩國關係的準則,宣佈兩國任何一方都不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 中國政府闡述了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日本政府對這一立場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
  • 中國政府宣佈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
  • 宣佈雙方將進行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以及進行締結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的談判。

 

日本政府在公報中表示充分理解與尊重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實質上是向中方承擔了不執行任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政策的法律義務。關於中方堅持寫入的反霸條款,它包含了兩重含義:首先,兩國宣佈不尋求霸權,這對於曾經在亞洲奉行霸權主義,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日本是一個約束;其次,這對於任何企圖在亞洲稱霸的外部勢力也能起到一種警示作用。《中日聯合聲明》的發表和中日建交,結束了兩國關係的長期不正常狀態,揭開了中日關係和平友好發展的新篇章。

1974年11月,中日雙方根據《中日聯合聲明》的規定開始進行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談判的焦點是反霸條款問題。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終於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對兩國關係和國際政治都有重大影響。這一條約是中日關係的政治總結,也是兩國睦鄰關係發展到一個新起點的重要標誌。

 

關係正常化時期(1978-現在)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問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互換批准書儀式,受到日本政府重視,給予高規格、高禮遇的接待。《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互換批准書儀式中,鄧小平指出「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團結,中日兩國親密合作,這是10億人民的共同心願,是歷史發展的潮流。中國政府將同日本政府一起,堅定地信守和履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各項規定。」為中日友誼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鄧小平還闡述了中國政府關於重大國際問題和中日關係的主張和立場,並提出了解決領土糾紛問題的新思路:「擱置爭議,留待後人解決」。鄧小平指出:關於釣魚島問題,「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一代人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這一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為和平解決釣魚島等歷史遺留的領土爭端問題開拓了新思路。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Ohira Masayoshi)訪問中國,承諾提供第一批政府貸款。此後日本共為中國提供了4批數萬億日元政府貸款,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病逝。2月24日,中國外交部部長錢其琛以國家主席楊尚昆特使身份出席裕仁天皇葬禮。

1989年4月12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訪日,日本明仁天皇(Emperor Akihito)在會見時談到中日間不幸歷史時,第一次以「表示遺憾」這種方式表達歉意。

六四事件後,日本對中國實施制裁:凍結第三批政府貸款,停止雙方高層往來。直到1990年7月11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Kaifu Toshiki)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宣布將恢復對中國的政府貸款,並在1991年8月訪問北京,改善了當時中國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其後,中日關係在官方層面上恢復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友好合作關係。1992年4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訪日,並邀請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10月23日,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訪問中國,這是歷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訪問中國。

1995年5月2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Murayama Tomiichi)訪華,首次參觀了盧溝橋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戰後五十周年之際代表日本政府就歷史問題發表談話,明確表示願正視歷史,承認侵略,對此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這段話後來被稱作「村山講話」。

1998年4月21日,胡錦濤副主席訪日,強調發展中日關係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1998年11月25日,江澤民主席訪日,這是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日,雙方發表《中日聯合宣言》,宣佈兩國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2001年10月小泉純一郎(Koizumi Junichiro)首相到北京進行訪問,並參觀了位於北京西南的盧溝橋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對日本侵華歷史表示反省和道歉。然而,小泉就任日本首相6年間參拜靖國神社6次,使中日關係陷入低谷。

2007年12月,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Fukuda Yasuo)訪問北京,獲胡錦濤主席親自會見。

2008年5月胡錦濤主席對日本進行了五天的訪問,雙方簽訂兩國第四份重要條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

2008年10月25日,參加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Aso Taro)在回國前,接受了中國央視《高端訪問》欄目的採訪,表示願意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並不認同中國威脅論的可能。

2010年9月7日,中國漁船「閩晉漁5179」在釣魚島列嶼海域與日本巡邏船相撞。日方拘捕中方漁船、船長及船員,更拘留船長詹其雄。期間中日關係陷入低潮,中國外交部多次作出嚴正交涉後日本始釋放詹其雄。(詳見「時事熱話2010」)

中日兩國領袖均有意致力推動雙方友好關係,並加大雙方在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的合作交流,但由於兩個歷史淵源極深,地緣紛爭亦多,關係容易受到衝擊而出現動盪。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頁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網頁
     中國外交部網頁
     新華網
               
 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時事出版社,2008